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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论李安电影中的文化观

        李安的国语片中出现的西方文化元素让影片拥有了国际化的魅力,并且不断被奥斯卡金像奖、柏林国际电影节、英国电影学院奖、金球奖、美国国家评论协会奖等众多的国际电影节所关注和认可;而外语片中所展现的地道的西方意蕴,也让这些影片多次在各大国际电影节上获得提名并获奖。1990年11月,赋闲在家六年没有导戏的李安同时获得了台湾“新闻局”的两项剧本创作奖,一个是《推手》,另一个是《喜宴》。这对于当时的他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拿着剧本和“中影”给的投资,李安很快组建起班底,飞回美国,开始了处女作《推手》的拍摄。“拍《推手》时,第一次感觉到拍电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以后我就这样过日子了。”影片《推手》(1991)是李安的第一部剧情长片,并因此奠定了其很长一段时间的影片风格―――充满温情、笔触细腻、文化内涵深厚。在他最初拍摄的“父亲三部曲”中,这种风格尤为突出,并且表现了时代背景下尖锐的中西方文化冲突。《推手》中的老父亲与洋媳妇便是中西方文化各自的鲜明代表。影片讲述的是一辈子生活在中国本土的老父亲老朱被儿子接到美国一起生活,但出了门便语言不通,对陌生环境又无所适从,甚至不认识回家的路,只好整日在家练太极拳,而洋媳妇的工作是在家写作。这样的角色定位简单明了地将人物矛盾摆上桌面。两代人、两种文化在同一个屋檐下显得格格不入,家庭矛盾不断升级。儿子本意欲让老父亲跟着自己安享晚年,不想却因此引发了掩盖在家庭形式下的文化冲突。与此同时,李安将此现象引申至现代人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带给观众深深的思考:在信息高速流通、世界文化大同、生活节奏加快、外来文化不断冲击的今天,我们作为炎黄子孙,应该如何传承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并使其以新的方式融入并实践到现代社会当中?我们又应以怎样的态度来接受这看似不易的传统文化的保全,同时借助它的力量来改善当今社会的浮躁?“《推手》是个很好的基础,是老天对我的厚爱,我觉得它很善意,回馈也很善意。”应该这样说,这部影片很好地完成了其肩负的文化使命,在艺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上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对于李安的导演生涯来说是一个良好的开始。

        “父亲三部曲”的第二部《喜宴》(1993)以另一种形式的爱情―――同性之恋―――更加尖锐地表现了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这个话题在此后的影片《断背山》中再次出现。这种被社会上多数人,尤其是传统的中国人所拒绝接受的爱情,在影片中恰恰发生在一个中国家庭中。父母的殷切期望造成了一系列的误会,甚至是闹剧,使得天下大乱。但令人欣慰的是,家庭冲突掩盖下的中西方文化冲突得以平息,老父亲纵有万般无奈,还是在现实中尊重了儿子的感情。这正是中西方文化以新的形式融合并存的体现。李安导演意欲以此来唤起大众对于中西方文化冲突所引发的矛盾的思考,试图探求一个合理的解决之道。《喜宴》的剧本创作比《推手》还要早两年。虽说在筹备拍摄期间遭遇了不少挫折,李安还是坚持将影片拍了出来,并且取得了优秀的成绩,一路走红。这当中不乏题材的特殊性和争议性,同时导演本人在创作上开始趋于风格化和成熟化。更重要的是,这部影片更多地融入了李安真实的生活经验。“当年在纽约时,有观众问我《喜宴》是个什么电影,我说:‘《喜宴》是部李安的电影!’我的教养、背景都自然地反映在作品里。”当然,在台湾出生长大,又在美国学习生活数载的李安,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都对其产生了深刻影响。在影片中流露出的情怀,正是他对于政治、文化、社会的切身感受。中西方文化的冲突表现在方方面面,比如政治意识、生活习惯、宗教信仰、伦理传承等。这些都能在影片中寻觅到其痕迹。《喜宴》的成功即在于此。于是,李安唯一一次出现在自己的影片中,对着所有中国人和外国人大声说到:“那是中国人五千年来的性压抑!”①经过前两部影片的拍摄,李安的创作风格逐渐成熟。在接下来的“父亲三部曲”之三―――《饮食男女》(1994)中,其早期创作的独特风格被发挥得淋漓尽致,电影语言也运用得非常娴熟,故事讲述温婉动人,人物刻画细腻精致,情节设置张弛有度,整部影片堪称浑然天成之作。在投拍前,迫于《喜宴》的大获成功和前两部影片几近相同的题材风格,第三部电影带给李安的压力非常大。影片既要同时满足中西方受众的口味,拍出新意,尽可能做到在票房上不输《喜宴》并优于彼;又要兼顾艺术性,在各大影展上获得认可,在艺术追求上趋于成熟和完善。叫好又叫座,对于任何一位导演来说,都不是一件轻松的小事。《饮食男女》是李安对于自己的一次突破。在该片中,李安将人与人之间微妙的情感关系细腻真切地刻画出来,把老父亲老朱与三个女儿的生活戏剧化地展现给观众。在这个平凡又特殊的家庭里,随着影片展开,父女四人的情感变化都顺着自己的方向发展,慢慢汇集到一点,矛盾冲突达到最高点,随即向不同的方向四散开去。看似作为传统文化最忠实拥护者的老父亲,最终出人意料地拥有了一段忘年恋并修成正果,让人大跌眼镜。原本顾家的大女儿家珍和乖巧听话的小女儿家宁,也都不动声色地先后出嫁。唯有最叛逆、一直要求独立的二女儿家倩,反而成了这个家的支撑者,守着空荡荡的老房子,守着一份对于传统的坚持,接过了历史的接力棒。影片开始,看似秩序井然的家庭关系实则混乱不堪,每个人都在生活的束缚中努力压抑着自己的欲望。直到最后矛盾达到最高点,大家的生活都转向几乎完全相反的方向时,才终于找到最真的自我。在影片最后,老父亲老朱恢复了味觉,恢复了他作为一名优秀大厨的资本。这正是回归真我的表现,也是对文化融合的一种理解,更诠释了传统文化在浮躁的现实社会中如何得以传承和体现,表达了导演对其传承与发展之道充满了希望。在“父亲三部曲”中,三位老父亲均由演员郎雄饰演。“我想,要不是遇到郎叔这张‘五族共和’的父①电影《喜宴》的台词。亲脸、遇上他这样气质的演员,我心目中的父亲形象也许表达不出来。”郎雄饰演的父亲,带着浓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味道。在《饮食男女》中,他更成为了饰演“老父亲”的不二人选,导演李安甚至依照其气质和形象专门设计了片中老父亲的戏。在李安眼里,父亲是一个家的支柱,是一切决定的决策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和具象化。一直以来,我国传统的父母亲都是以“严父慈母”的形象出现,甚至在当今社会中,这种关系模式仍然广泛存在。在李安的成长过程中,所处其中的正是这样一种家庭关系。而郎雄所饰演的父亲形象,完美地诠释出了李安所要表达的意境。他被塑造成一个最典型的中国传统父亲形象,但又并非以“高大全”的权威形象出现;他肩负着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重担,但以新颖的形式将这个“沉重的担子”和外来文化衔接起来,流露出些许欣慰、些许无奈。“父亲是文化交流的一个支柱,是社会里的一个形象,在郎叔身上,我找到了这个形象的所有需求。”

        从大陆到台湾,从中国到海外,中国传统文化在传承与演变的过程中,渐渐失去了原本的味道,以全新的形式不断发展演进。在这三部影片中,父一辈子一辈的亲缘关系正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变化的真实写照。《推手》中的儿子来到美国成家立业,但始终无法协调好老父亲与洋媳妇的关系,对这种人物关系掩饰下的文化冲突无所适从。《喜宴》中的儿子同样来到美国,但他居然是一个同性恋者,这在很大程度上冲淡甚至颠覆了传统文化对于爱情的认知。到了《饮食男女》中,李安则压根儿抹去了儿子的存在,转而让三个女儿与老父亲同住一个屋檐下,更加弱化了对于传统的传承。中国有句老话,“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里的“后”即是指“儿子”。李安借由这“父亲三部曲”,循序渐进地展开了一系列问题,引发我们深深的思考。他所展现的不只是简单的家庭矛盾,更是对中西方文化冲突的一种质问,一种怀疑。我们的文化究竟要何去何从?面对强力的外来文化冲击,我们如何传承与保护传统文化?面对眼花缭乱的新兴事物,我们应如何沉淀自己,又应在发展中找到一种怎样的平衡?这些问题在距彼时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仍然值得人们深思。在此后的数部影片中,李安不断继续着他对于文化和艺术的思考,在一次次的拍摄中得以升华。他的影片兼具中西方文化的优势,合理地协调好了两者之间的平衡关系。在好莱坞的“大熔炉”里,李安非但没有失去自我,成为电影工业生产流水线上的统一化机器零件,反而借助两种文化的冲突衍伸出新的文化内涵,并出色地运用到电影拍摄中。在“父亲三部曲”拍摄完成之后,李安又以其细腻、敏感的心思触碰到了美国文化在传承、演进过程中所遭遇的困惑和瓶颈,接连拍摄出《理智与情感》(1995)、《冰风暴》(1997)和《与魔鬼共骑》(1999)三部题材、风格不尽相同的影片,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逐渐获得了国际电影界的认可,多次在国际各大影展获奖。此后,李安仍不断尝试新的影片内容和形式,并先后凭借影片《卧虎藏龙》(2000)夺得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凭借影片《断背山》(2005)首度夺得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导演”,由此,我们不能不说李安是一位不断突破自己的高产导演。

        回过头来再看今天的奥斯卡金像奖,李安的“最佳导演”称号当之无愧。他一路走来,如今已年近花甲,但他对电影事业的热爱和追求从不曾停歇过。影片《少年派的奇幻漂流》(2012)中3D技术的娴熟使用是他对自己的又一次突破。无论是从艺术上,还是在电影工业的技术层面上,李安导演不断寻求着突破和创新,不断尝试着将他对于电影的热情投入到无限的艺术追求中。作为一位华人导演,李安凭借一部又一部力作、一个又一个大奖充分获得了国际影坛的尊重和肯定,并且在奥斯卡的舞台上接二连三地获奖。他不同于中国通常的国语片导演,亦与好莱坞的众多导演风格迥异。李安今天在艺术上的高超造诣,不仅源于他谦逊谨慎的工作态度,亦源于他多年丰富的人生阅历和中西方文化的积淀。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导演比人生简单,比人生理想,它的魅力也在于此”。

        本文作者:朱琳 单位:河北大学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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